安史之亂，對國朝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。
在財政日益困難的情況下，朝廷實行兩稅法，由古代的“舍地稅人”轉向“舍人稅地”方向。人丁，不再是征稅的衡量標準，資產(chǎn)才是，故極大得罪了權貴。
但朝廷財政困難，從富人權貴身上弄錢的想法非常迫切，最后還是執(zhí)行了下去。
兩稅法的推廣，造就了商業(yè)的日益繁榮，商業(yè)方面的稅種逐漸增多，不再是安史之亂前那種可有可無的狀態(tài)了。
商業(yè)的繁榮，帶來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。
比如今日前來興道坊府邸的富商大賈，都是乘坐裝飾考究的馬車來的，而且遍身羅綺，仆從如云。
商人亦可做官，國朝不少官員本就是商人出身。
時人對經(jīng)商之羨慕也溢于言表，商事詩多得數(shù)不勝數(shù)。文人也收受商人錢財，在題壁詩中加入商業(yè)元素，其實就是打廣告。
拓跋思敬已來長安數(shù)日。
他現(xiàn)在是一個標準的商人，從綏州販賣牲畜來關中。
靈夏一頭羯羊二百多錢，關中有的地方四百余錢，有的五六百錢，長安甚至更高，這就存在了巨大的牟利空間。雖然不像有的商品動輒幾倍、十幾倍利，但羊的需求量大啊，走量的東西，哪怕不到一倍利，也是值得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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